就世界范围来说，知识分子是个非常晚出有的社会群体，按雅斯贝斯“历史轴心期”的理论谈，他约问世“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”（1）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值得注意。所以如此，那是因为知识分子分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——“了解你自己”。

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他我们，这一愿景不有可能过早的经常出现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人类还正处于一种“自在”的状态，但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常出现却为人类由“自在”状态转入“自为”状态建构了最重要的条件。

不过，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已完成这一联合的愿景时，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，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。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回头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？他们是怎样构建自己的特殊使命的？他们否已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？要问这些问题，我们有适当原始地勾画出他们曾多次走到的一条历史轨迹。一 清楚地说道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世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并且深深地印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。这是个什么时代呢？刘向在《战国策书录》中这样总结说道：这是个“道德大废置，上下失序”的时代，是个“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力功争强，胜者为右，兵革一触即发，诈伪并起”的时代。

利用历史的表象，我们认同不会看见这样一个事实：不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忽然瓦解了，历史趋向的链条被无情地砍断了，神圣的传统遭了空前严苛的挑战，战争和痛苦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和失望中，谁也无法告诉向前的道路到底在哪里。似乎，这一切都伴随着我们这一民族于是以处在下降或上升的十字路口上。

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耀前方的黑暗。首先从黑暗中回头出来的是当时称为“士”的平民知识分子。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知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。

他们所以需要以先知先觉的姿态车站到时代的最前沿，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，他们却享有渊博的“科学知识”，这不仅使他们需要用理性的目光去检视眼前的“天下大乱”，更加最重要的是，“科学知识”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。通过反省，他们找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肿胀；通过反省，他们找到人性正在邪恶，于是他们产生了“拨乱反正”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期望用他们掌控的科学知识“经世致用”，挽狂澜于既推倒。

老子的“无为而莫不为”（2）和孔子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（3）的主张无论怎么有所不同，只不过都是这种“宏愿精神”的展现出。然而如何“宏愿”？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进的第一步复，就退出了回头“启蒙运动”之路。

他们指出“上智与下愚不移”（4）；感慨“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”（5），因此不想象乔达摩和耶稣那样，沦为“普渡众生”的殉道者。他们回头的是另一条路，一条有中国特色的“宏愿”之路：找寻“内圣外王”的现世“明君”，大力用“科学知识”投向“强权”，幻想以“帝王师”的身份，假现世明君之手，还“天下大乱”一个太平。这条由老子、孔子奠下的、用科学知识与强权调情的“宏愿”之路，仍然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回头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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